陕西考古博物馆展出的西周马车，出土于陕西宝鸡岐山贺家村的周原遗址。该文物是从考古现场整体打包运送到实验室进行清理，再整体打包到博物馆中。（资料图片）

北宋吕大临著《考古图》书影，近代考古学之名受到此书书名影响，该书是中国古代金石学的经典之作，与现代的文物图录类似。（资料图片）

4月28日，陕西考古博物馆对公众试行开放，这是我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基本陈列展示了陕西百年考古发展历程，一个个惊世发现、一件件精美文物不仅印证了三秦大地的丰饶多彩，也说明了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

“考古”一词从何而来

灞河之滨、香积寺旁，陕西考古博物馆就坐落在这片历史文化厚重的土地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博物馆）副院长、纪委书记种建荣介绍，陕西考古博物馆包括1个展馆和文物保护中心、科技考古中心、图书资料中心、公众考古中心4个中心，目标是要打造一个考古研究的新的学术高地。

近年来，公众对考古的兴趣越来越浓，那么“考古”一词从何而来？在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观众可以在开篇部分看到一本古籍——《考古图》，它的作者是北宋吕大临。

吕大临是陕西蓝田人，他在礼学、金石学上很有造诣，他在1092年撰成了《考古图》十卷。这本书收录了公私所藏古代青铜器和玉器234件，每件文物都绘制了它的外观，有铭文的另摹写出文字，记录了文物的尺寸、容量、重量，部分文物还有出土地点、收藏者等信息，由此可见吕大临写作此书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现代考古学家李学勤也称赞此书“和咱们今天的考古图录书来比较，除了没有照相以外，它什么都有”。李学勤还认为考古学之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此书书名的影响。

中国是文物大国，具有悠久的收藏与研究文物的历史，宋代以研究青铜器和石刻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发展成熟，孕育出包括《考古图》《宣和博古录》在内的一批重要著作，今天我们对各种青铜器的称呼可以溯源到宋朝学者的研究成果。

吕大临撰《考古图》不仅是出于收藏与研究文物的兴趣，更与他的礼学研究相关。中国人讲究“藏礼于器”，一些青铜器用于祭祀等特殊的场合，被赋予了崇敬祖先等重要意义，标记出了使用者的不凡身份，具有规范社会秩序的意义。将看不见的礼通过青铜器外化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古人的一种智慧。

宋代金石学研究就有相当高的水平，后世逐步发展提高，但金石学并不能与现代考古学划上等号，它可以看成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仰韶村的工地上诞生，仰韶文化由此发现。十三年之后，考古学家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的工作，揭开了陕西现代考古事业的篇章。

斗鸡台引发考古学家对文明起源的思考

陕西宝鸡古称陈仓，楚汉相争时，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宝鸡的历史十分悠久，是周文化、秦文化的发源之地，秦文公（公元前765年-公元前716年在位）曾修筑陈仓城，城内有祭鸡台，其周边区域后来被称为斗鸡台。

1934年4月至1937年6月，在考古学家徐旭生的主持下，对斗鸡台展开了三次发掘工作，希望了解周文化和秦文化之间的关系。1934年底，一位刚刚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小伙子出现在考古工地上，参加了斗鸡台遗址第二次发掘工作。他就是日后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的苏秉琦。

苏秉琦那年25岁，徐旭生很欣赏这个“意气风发，一往直前，聪明睿智，从不知累”的年轻人。苏秉琦在陕西开始接触到蕴含丰富的周秦文化遗物，这为其日后提出考古区系类型理论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到中国的，很快就在中国扎下了根。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国人痛惜于不能保护好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1934年底苏秉琦去宝鸡时途经西安、咸阳，感叹“这一带是周、秦、汉、唐的故都所在，远望去尽是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丘陵冢墓，下边埋葬着我们的列祖列宗、先公先王，因此我想起了那些威名远播的民族英雄，和他们不朽的功业。只恨国势陵夷，这些轩辕的子孙们，竟将保不着祖宗的坟墓了！”考古学在那个时代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反对西方人提出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增强国人的爱国之心，提振国人的爱国精神。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考古工作是很难开展下去的，斗鸡台遗址第三次发掘，就因为日寇入侵而被迫中止。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安定的环境让考古事业得以发展。地不爱宝，在三秦大地上，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振奋人们的精神——

半坡遗址挖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巧手制造的陶器上鱼贯双耳的人究竟是谁，令人遐思不断；排列整齐、蔚为壮观的秦始皇兵马俑，将秦朝一统天下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汉景帝阳陵博物馆中，观众可以行走在陪葬坑之上，俯首看到万千陶俑；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精美金银器，照见唐代皇室生活的精致与唐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大唐西市的车辙，可曾是经繁华丝路远道而来的客商留下的痕迹……

众多的考古发现成果，让考古学家有底气尝试回答中华文明如何起源这样的大问题。1981年，苏秉琦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是苏秉琦多年思考研究所得。

苏秉琦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些不同地区的文化恰如“满天星斗”，都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的贡献，苏秉琦还曾用“多元一体”四字来说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和模式。

满天星斗，故而中华文明的星空才会持久闪烁；多元一体，故而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七十吨重的考古包裹，折射新时代科技考古的力量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新时代我国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近期，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公布了“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名单，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名单，上通五千多年甚至更加久远的文明史，下聚新时代十年社会各界对考古事业的关注。在这份名单中，陕西有13项入选，名列第一，其后是有12项入选的河南。

关中地区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西安素有“十三朝古都”之称，尤其是周、秦、汉、唐这四个强盛朝代都建都于关中地区，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待今天的考古学家发掘与研究。

西安江村大墓，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中的一项，2021年底考古学家宣布这座大墓为汉文帝霸陵，一时引起轰动。这项发现纠正了流传七百多年的一个错误，原来元朝有一个叫骆天骧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一本西安地方志中，言之凿凿地说汉文帝霸陵在江村大墓两公里外的凤凰嘴山中，后人也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当代考古学者经过仔细调查发现古人相传已久的说法是错误的。江村大墓考古项目负责人马永嬴表示，在勘探凤凰嘴山的过程中，运用了地磁雷达、高密度电阻法、测氡法等多种高科技手段，证明山中无陵墓。

在新时代，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运用到考古工作中，提升考古研究、文物保护的水平，也让公众能更好欣赏中华文明之美。

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为周原遗址单独开辟了一个单元。宝鸡周原遗址，是周人早期活动的根据地，周人在这片达1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逐渐发展壮大，此后灭商立周，制礼作乐，绘就中华文明崇仁敬德的底色。考古学家从1950年代开始对周原遗址进行发掘，延续至今不断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如墓葬和车马坑、大型建筑基址、甲骨、青铜器等。

陕西考古博物馆陈列了一辆距今两千八百多年的马车，它于2014年10月在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的周原遗址考古中发现。尽管经过了千年时间的洗礼，这辆纯手工打造的马车，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仍是器宇不凡，考古学家发现拉车的四匹宝马均是纯色的黑马，车轮外沿全部由青铜制造，据馆方介绍，这是现今唯一一套保存完整的“青铜轮牙马车”。

这辆马车的配件精美而繁复，考古学家决定将马车从考古现场整体打包运回实验室，在室内稳定的气温、湿度等条件下对其进行仔细清理。这个包裹重达70吨，而且运输过程要十分小心。近年来，整体打包搬迁文物的技术日趋成熟，它能更好保护文物，能让考古学家更充分地提取考古数据，洞悉古人的匠心与巧思。

古人有“考古知新”的说法，考古延伸了中国历史的轴线，增强了中国历史的信度。新时代中国考古还将讲述更多更精彩的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新故事。